根据实施主体不同，“媒体中心”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媒体中心”是大型赛事、展会、论坛、峰会的“MPC”——“主媒体中心”（ Main Press Centre，又译为“主新闻中心”）。
此类媒体中心主要为集中服务媒体记者而建造或设立，是一个临时性、综合性的建筑空间。我们熟悉的奥运会、进博会、博鳌论坛等都有MPC。
由于年代久远，已很难还原最早的奥运会、博览会是如何建造MPC的，仅就现在而言，大型赛事、展会、论坛、峰会对MPC的运营已非常成熟。比如，国际奥委会专门出台有《媒体技术手册》，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要求媒体中心要具备媒体工作间、新闻发布厅、混合区、媒体看台席、媒体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各功能区彼此相邻，方便媒体进出；同时奥委会对每个功能区域还做了非常细致的技术规定，比如，要求媒体工作间必须配备电源和带数据线端口的付费电话的工作台、INFO2008终端和指定打印机、紧邻记者工作台有场馆比赛信号的有线电视监视器……等等。
就整体趋势来说，MPC朝着技术更先进、服务更到位的方向发展。以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来说，就首次为各家媒体提供了5G信号传输服务，方便媒体以更快、更清晰、更稳定的信号进行现场直播。
第二类“媒体中心”是我国政府广电、宣传系统主导打造的“融媒体中心”。
“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
“融媒体中心”的具体形式，有“中央厨房”和“县级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实现了对新闻节目进行统一采集、制作、播出、分发，实现素材一次采集、多频道共享、多渠道分发。
并非所有部门、地方都有财力、有技术、有必要建设“龙头工程”，与“中央厨房”相伴随的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县级媒体处于我国“四级办”传媒格局中的“神经末梢”，是新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中心”肩负着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三大功能。
近期的全民抗疫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信息公开、澄清谣言、引导舆论、社区服务、情绪疏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上海市杨浦区融媒体中心上线了“杨浦区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议征集平台”，做到在平台上反映的小区防控不到位的问题，2小时内即可通知到相关街道并接到反馈；河北省临城、武强、阜平等地，通过与各县融媒体中心联通的农村“智慧大喇叭”，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疫情最新动态和河北各地的防疫措施等内容。
根据计划，我国2020年底将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2018年已完成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截止2019年底，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吉林等省市已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
第三类“媒体中心”是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媒体对新闻信息的需要而建设的“媒体中心”（Press
Centre，有的也称作“新闻中心”）。
此类媒体中心，可视为一部媒介技术与服务理念的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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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纸质资料、传真、电子邮件、光盘、U盘等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基于扩大宣传和沟通交流的需要，深圳、广州的一些中外合资企业开始成立公共关系部门。当时主要是以纸质资料或传真的形式向媒体传递内容。纸质资料、传真都是非电子化的，内容传输过去，媒体必须重新录入后才能应用，非常不方便。
1987年9月，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成功发出，随后这一形式被迅速应用于媒体沟通，并逐渐替代了纸质资料和传真。
但是由于那个时代网络基础设施的原因，电子邮件能承载的文件大小非常有限，只能以纯文字为主。图片、视频等资料，只能靠软盘、光盘，以及2000年之后开始普及的U盘。
软盘、光盘、U盘实现了内容电子化，但仍必须依托实物而存在，信息传递效率实在不敢恭维；电子邮件确实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递，有些企业也开始有计划地定期以News Letter的形式向媒体推送新闻动态，但仍缺少一个集中、固定的空间或场所方便媒体记者了解信息、查找资料。
整体而言，这一代充其量仅能勉强算作“媒体中心”，或者是“媒体中心”的雏形。现在，除了电子邮件仍作为基础沟通手段而存在，其他形式都陆续退出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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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基于传统互联网的媒体中心
1996年，我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搜狐成立。随后，企业纷纷开通官网，将媒体中心或新闻中心作为其中一个频道，用于企业宣传。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官网以及媒体中心也被视为企业的标配，这一应用形式也被一直沿用到现在。
实际上，将这一代媒体中心的价值发挥到极致的，还要属公关业务成熟、实力雄厚的跨国品牌。比如，大众汽车集团，不是无差别地向所有人提供新闻，而是聚焦媒体记者的独特应用需要，必须经过注册才能获得新闻订阅、图片及视频资料、产品参数、调查及投票、站内短信互动、短信提醒、渠道联系人等媒体专享服务。
尽管第二代媒体中心确实已成为企业宣传的重要阵地，是媒体沟通的重要手段，但由于传统互联网本身仅限于办公环境中应用，无法确保记者第一时间获知新闻、随时随地查找资料的需要，这一先天不足决定了媒体中心必然朝着第三代——移动化的方向继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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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以内容为主的，基于APP、微信订阅号的媒体中心
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宣告手机进入智能时代；次年，苹果APP Store正式上线，奥迪、奔驰等企业开始探索以APP的方式构建移动化的媒体中心。
起初，APP的开发成本高、维护成本高，开发之后还必须让记者经过下载、安装、注册等繁琐的过程才能应用，APP版的移动媒体中心并未普及开来。奥迪、奔驰的媒体中心经过短暂应用后，目前在APP Store上已难觅踪影；其后，蔚来曾于2017年左右斥巨资打造了一款APP，一开始将媒体记者作为重要的服务对象，但是主要服务人群仍是粉丝、用户等，媒体专属服务的色彩相对淡薄。
2012年微信公众平台上线，由于无需下载、安装，操作也非常简单，因此基于微信订阅号的媒体中心开始崭露头角，比如“耐克媒体中心”、“阿迪达斯集团新闻中心”、“福特中国媒体中心”。
这一类媒体中心受制于微信对于订阅号“媒体属性”的限制，先是有发送频次限制，之后又被折叠到一个目录下，增加了阅读难度。高级接口也无法使用，不支持“网页授权获取用户open id/用户基本信息”，无法在微信用户与真实身份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一些企业转而以“内容”为核心，失去对移动互联技术变革的深层探索，使得这类媒体中心失去“灵魂”，仅仅沦为内容发布渠道这样的基础应用。在内容层面，更加强调策划、创意，通过有趣的话题、酷炫的表现形式吸引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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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内容、技术、服务整合化的移动平台
与微信订阅号媒体中心几乎同时，另一批企业更关注技术带来的“趋势演进”，不断尝试新技术、新思维、新方式。以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APP等复合手段达成目标。
从2014年前后开始，相继有广发证券、宜信、吉利、江淮、久事、欧莱雅等企业纷纷开通了移动媒体中心，并一直持续运营至今。
表面都是媒体中心移动化，第四代和上一代的区别在于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以及深度。他们认为公关要面对时代发展的三个趋势：
移动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碎片化、信息分散化、场景丰富化、个体力量崛起等挑战。
去中心化。媒体、公关资源原有结构已经被打碎，新的秩序正在构建中，媒体已经去中心化，舆论窗口高度分散，资源成倍增长，管理面对全新挑战。原有公关体系，运营方法已尽显疲态。
数字化。从人工智能，到智能驾驶，智能化无孔不入，而数字化是基础。公关的数字化是一个挑战，也是趋势。
这一现状由技术带来，因而也应从技术中寻找方法，第四代媒体中心追求形成一个融合平台，即：技术和内容、技术和服务的整合。
